陈卫:“三孩”刹得住人口负增长惯性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卫】

6月11日是中国人口日，就在一个月前的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人口问题再次引发关注。

根据这次普查数据，中国人口达到14.12亿，比预期的结果更大，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64亿，占总人口的18.7%，人口老龄化进程比预期更快，并预计中国将很快进入中度老龄化时期。同时，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3，达到历史较低值，也进入了极低生育率，这些数据表明，当前中国人口正处于重大转折之际。

在此背景下，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上提出要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是继2015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之后，中国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是我国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以及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进一步深化的实施策略。

第七次人口普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回顾新中国七十多年，在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而生育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的情况下，1950到1960年代中国人口增长率平均超过2%。为了缓解人口急剧膨胀带来的经济社会压力，1970年代中国实施“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结果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短短七八年总和生育率由约为6的水平降到3以下。

尽管如此，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并没有转化成出生人数和人口增量的下降。为了尽快遏制人口快速增长，以利于实现经济发展目标，1980年开始实行一孩政策。

一孩政策又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逐步在各地得到差异化的实施，一些省份的农村实行二孩政策，而少数民族更实行多孩政策，1980年代中国生育率在更替水平附近波动。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19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率经历很快下降，下降到1.6，大大低于更替水平。1990年代后期人口增长率降到1%以下，人口增量明显减少。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生育率持续处于1.5-1.6的低水平，2000年代后期人口增长率又下降到0.5%以下。在人口进入低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增强。在人口规模压力继续存在，而人口结构挑战不断凸显的情况下，2010年代生育政策连续实施从单独两孩到全面两孩的重大调整。

七普结果表明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3的极低水平，进一步揭示老龄化加快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明显下降。作为政策响应，生育政策又作出重大调整，实施三孩政策，同时提出实施三孩政策的一系列配套支持性政策措施。

实际上，从一孩政策到两孩政策，再到三孩政策，从人口学角度讲是从人口缩减到稳定再到增长的政策取向的不断转变，是随着我国人口形势不断变化，朝着实现人口数量和结构之间动态平衡需要的政策转变。

中国人口进入低增长后，人口结构问题，特别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在现阶段及未来一定时期，人口规模巨大和人口结构失衡之间的矛盾会一直存在。

要实施兼顾两者的政策，就是既要保持对人口数量的适当控制，又要逐步放宽数量限制从而有利于调整人口结构，这正是从两孩政策向三孩政策转变的出发点。

中国从单独两孩政策到全面两孩政策的转变取得了积极成效。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少儿人口为2.53亿，占总人口比例达18%，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上升1.35个百分点，表明出生人数增加提升了少儿人口比例。

尤其是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200多万人和100多万人。据估计，两孩政策一共使出生人数增加1600万。

石家庄的新生儿。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实际上，实施两孩政策不仅带来二孩出生人数的增加，也使三孩出生人数有所增加，只是因年轻育龄人群人数的减少和初婚年龄的推迟，一孩出生人数大幅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两孩政策的效应。

随着两孩政策效应的消退，中国出生人数出现迅速下降，生育率也进入极低水平。任何大大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都是不可取的，在长期上会导致人口规模急剧下降和人口结构严重失衡。

假设中国在本世纪都保持1.3的生育率，那么2023年就会出现人口负增长，本世纪中叶人口增长率为-1%，本世纪末达到-1.6%，本世纪末总人口降到6.5亿，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几乎接近总人口的一半。

即使生育率在未来5年回升到更替水平（2.1）并保持不变，仍然会出现45年的低速人口负增长，本世纪末总人口降到13.2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30%。再设想一个极端情况，生育率继续下降，未来5年降到1.0并保持不变，那么到本世纪末中国总人口就不足5亿，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接近占总人口的60%。

兼顾数量压力和结构挑战，需要追求适度的低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并非是适度的低生育率。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历，低生育率往往处于波动之中。中国近20年来的低生育率变化也说明，人口再生产的周期性特征和婚育行为变化导致中国低生育率的波动性演进趋势，而并非一直处于单调下降之中。

长期处于低生育率将积累较强的人口负增长惯性，正如上文所说，即使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也在短期内不能避免人口负增长。因此，适度的低生育水平可以界定为总和生育率处于2-2.5之间的生育水平。生育率在这个范围内波动，即使在一段时期里也会出现人口负增长，都是基本上处于零增长附近波动，而长期上会使人口处于低速增长。

例如以这一区间的均值2.25进行预测，中国人口到本世纪末为14.95亿，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不会超过30%。在未来80年间，老年人口比例处于20-30%之间，少儿人口比例处于16-19%之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处于55-60%之间。这可能是一种较为合适的选择，实行三孩政策为追求和实现这种适度低生育率提供了足够的政策空间。

实行三孩政策也为中国的地区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回旋空间。尽管整体上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处于很低水平，但是从地市或县级水平看，中国区域之间差异很大，这一方面是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和以往生育政策差异造成的，也是各地不同的人口结构和文化、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等的结果。三孩政策给生育率很低的地区提供了较大的回升空间，而对生育率较高的地区仍然实施着约束作用。

在个人层面，三孩政策为满足个性化和多元化的生育需求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和教育水平大幅度提升的趋势下，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的异质性还会继续增强，对生育目标追求的差异性也会增加，三孩政策为那些有意愿和能力生育多孩的群体提供了现实可能，并且通过相应的配套措施来支持和帮助她们实现生育目标。

尽管三孩政策仍然是一种限制性生育政策，但是限制性程度已经很弱。三孩政策已经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夫妇的生育意愿。从人口普查和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看，三孩出生人数占总出生人数5-8%，四孩及以上占比仅1-2%。可见，生育政策对于越高的生育孩次进行限制的效应是越小的。如果将来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实施全面放开的自主性政策，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中国的低生育率已经持续30年，在这30年中已经由“外生性”低生育率转变为“内生性”低生育率。1990年代初在生育政策强化执行后，中国生育率迅速跌入更替水平以下，进入“外生性”低生育率。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中，生育政策的作用不断减小，而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持续增长，2000年以来的低生育率趋势中，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进入“内生性”低生育率，生育政策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小。

不过，如前所述，中国的地区差异很大，经济发展、区域文化等都在影响生育率的地区差异，三孩政策的实施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的效果肯定会不同，由于生育意愿已普遍较低，但是人群异质性增强，三孩政策能否和多大程度上能提升全国的生育率值得期待，也面临很大挑战。

实施三孩政策，意义重大。要提升中国生育率，更需要从生育政策之外的其他经济社会支持政策入手，实施三孩政策已不仅是单纯的促进生育，更是与改善家庭福利、促进个人发展、推动两性平等、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等多元目标相重叠。

“三孩”政策配套支持措施。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低生育率社会，愿意和能够多生孩子，可以看作是一种衡量社会的福利水平和人们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来源：观察者网